感知抑郁 敬畏生命
“把乔任梁的微博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真的是抑郁症自杀啊!”今年9月，艺人乔任梁自杀身亡。各大网络论坛上，扼腕叹息的声音至今不绝如缕。精神卫生不仅关系到个人健康，更关系到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在今年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心理健康已成为健康中国建设非常重要的一环。
10月10日，在第2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来临之际，为进一步推动精神卫生工作发展，提高公众对精神卫生问题的认识，并增强人们对预防和治疗精神疾病方面的关注，康弘药业在全国80多个城市携手160家医院启动了精神卫生宣传系列公益活动。据了解，本次公益活动分为现场义诊、医生科普讲堂和患者教育讲座三个部分。截止到10月31日活动结束，各地现场义诊惠及群众近20000人，共计开展患者教育讲座和医生科普讲堂70余场，为5000多名医生和患者进行了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等精神疾病知识的科学普及和学术传播。
为促进精神卫生健康知识的传播和推广，日前，记者深入北京、上海、长沙三地，对精神卫生领域知名专家进行了专访，同时了解精神卫生专科医院的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使公众能更近距离地观察并思考这个日益沉重的社会问题。
全国仅有2.6万名精神科医生
— 访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一峰教授
徐一峰教授兼任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他介绍，中国18岁以上人群各类心理问题的发生率是17.5% ，重度精神障碍者有1600多万。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精神障碍与自杀所占总疾病负担将列第一位，而从我国医疗资源配置来说，不管是政府拨款，还是科研经费、人员配置都远远没有达到相称的位置。
资源匮乏且分布失衡
徐教授认为，我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精神卫生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北上广资源丰富，医院和床位数够用，但县以下广大农村，包括西藏，尚没有精神病医院，患者只能长途跋涉到大城市就医;调查显示，我国目前有精神疾病医生26000名，且学历普遍偏低，其中一半以上无本科学历。
“除医生数量少外，队伍中还存在结构不合理现象，从科学角度来说，精神病患者，不仅仅是获得打针和服药的服务，他们还有许多需求，如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精神卫生医疗资源配置上，除医生、护士外，还配备有社会工作者、职业治疗师和心理咨询师等，其中职业治疗师的作用是，病人痊愈后，可对其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以便帮助病人找到适合的工作，但我国没有配备这样的医疗资源，所以无法给病人提供全方位的治疗和服务。拿我们医院来说，目前也只有5个社会工作者，职业治疗师和专业心理治疗师则更少，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目前我国的软硬件建设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徐教授说。“另外，我国还存在精神障碍患者被社会歧视的问题，由于偏见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早发现早治疗至关重要
徐教授强调，精神疾病早发现、早治疗至关重要。精神分裂症是人类最严重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在0.5%左右，不算高，但此病造成的危害性确实很大，除了可能发生高自残、治安肇事，甚至伤人、杀人、自杀等恶性事件。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约有700万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般来说，其中的急性期患者应该住院治疗(至少治疗6至8周)。如未正规服药，这类病人出院后复发率很高，两年内复发率可高达80%左右。所以，提倡病人一定要正规治疗，即足量、足疗程服药。具体来说，除急性期必须进行6至8周的住院正规治疗外，出院后还应进行两至四个月的巩固期治疗和6个月左右的维持期治疗。如患者进行正规治疗，复发率可下降至17%左右。
精神分裂症是属于需要长期全病程治疗的精神疾病，而长期治疗必须长期服药，因此对药物的安全性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徐教授说，在临床上我们碰到的问题是，有些药物会给患者带来肥胖、闭经或性功能障碍等副作用，因而导致患者依从性很差，不愿意服药。“目前来说，抗精神病药物大致分为一代、二代，第一代心血管毒副作用较大，第二代副作用明显减轻。但从价格上来说，第二代肯定比第一代贵，但要辩证地看问题，治疗疾病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第一代药物固然很便宜，但安全性、依从性较差，导致反复住院，会产生较昂贵的住院费和检查费等;第二代药物虽贵，但能解决问题，因此总费用下来了。”他说。
此外，徐教授表示，一直以来，从政府到社会机构及企业，都为推动我国精神卫生工作进步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多年来，像康弘药业这样的民族药企也通过学术和文化传播、公益项目等各种形式助力我国精神卫生工作建设，并在资助贫穷病人，帮助医生继续医学教育，推动我国临床研究等方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别让“羞耻感”贻误了救治
——专访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李凌江教授
李凌江教授主持编写了《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他介绍，抑郁症在当前国内的发病率已经高达5%，在精神科疾病患病者中已排第一，在慢性病患者中排第二，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极度减弱了患者的社会生存适应能力，也消耗了大量的医疗资源。抑郁与焦虑总是如影随形，互相影响又互相加重，而且抑郁症的患病高峰在30岁左右，女性比男性患病几率高出一倍，因此防治抑郁症刻不容缓。
“羞耻感”严重，就诊率不足10%
有调查显示，在众多的抑郁症患者中，仅有25%的人知道自己患病，大多数患上抑郁症的人“身在病中不知病”。“由于现实生活中，不仅老百姓对抑郁症了解非常有限，就连一些综合医院的医生在遇到患有此类疾病的患者时也不能准确识别，更不能作出及时有效的治疗干预，以致抑郁症患者会错失就诊良机。”李教授深有感慨地说。
事实上，即便抑郁症患者知晓自己的病症，很多人也往往选择在家默默承受，不曾踏进任何医院，甚至被专业医生诊断出抑郁症，患者愿意接受治疗的人数也不到10%。究其原因，就是患者和患者家属普遍都有着强烈的“羞耻感”。
李教授透露，他接诊过很多位病人，当告知患者及家属确诊为抑郁症需要接受精神治疗后，绝大多数的患者都选择了逃避。最常见的说法是：精神病院这种地方，怎么能去?“这就是社会民众对抑郁症知识缺乏足够了解的表现，其实抑郁症只是一种精神科疾病，通过正规、专业的治疗是可以治好的。”李教授解释说。
精神卫生知识宣传需多方参与
据了解，近年来，在国家卫计委的指导下，康弘药业牵头联合多家机构发起了“舒放医患，解码心灵”综合医院心理健康服务百家巡讲项目，推动精神卫生知识的传播，帮助综合医院医生提升识别精神疾病的能力，并引导医务人员科学纾解职业压力。
李教授认为，加大精神疾病的科普知识宣传，需要政府、社会团体、媒体以及企业的多方联动。作为深耕于精神专科的民族药企康弘药业，更应该凸显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为精神卫生工作的进一步推动而积极努力。崔永元曾说：我就想告诉大家，确实有这样一种病(抑郁症)。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得了这种病，希望你不要歧视。
“欢迎转行做精神科医生”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教授访谈
11月初，入冬的北京寒气凛冽，北京回龙观医院门口人来人往。2009年，原卫生部部长陈竺专程到这所北京市最大的公立三级甲等精神卫生专科医院看望慰问，并留下了“大医至爱”的珍贵墨迹。七年后，回龙观医院一幢崭新的门急诊大楼拔地而起，在该院院长杨甫德教授看来，这象征着我国精神卫生事业新的发展，而要真正有力应对焦虑、抑郁、强迫、自杀等日益突出的精神心理问题，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重性精神病防治体系进展大
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而杨教授强调，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内容，没有心理健康，同样没有小康。杨教授说，习总书记在今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关于加强精神卫生工作建设的讲话是对精神卫生事业的巨大鼓舞。
杨教授介绍，我国2004年开始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疗项目(‘686’项目)主要工作包括：1、登记评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随访有危险行为倾向的患者;2、免费向有危险行为倾向的贫困患者提供精神疾病主要药物治疗;免费化验检查;应急处置患者;免费紧急住院;解锁救治关锁病人;3、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相关人员培训。
杨教授说，在这个项目的带动下，我国重性精神病防治取得了巨大进步，一大批被关锁的病人得到了解救和救治，同时也带动了医疗体系的发展。
药物治疗突破带来新希望
杨教授说，上世纪50年代以来，精神类药物研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给患者带来了希望。而在之前，治疗方式主要为管理、控制，甚至包括处罚。上世纪80年代，精神类药物在药理、作用机制、剂型等方面进一步改善，推出了新一代缓释、长效、双通道疗效药物。“之前的药物会对消化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造成损害，副作用大，病人依从性差。新一代药物血药浓度均衡，缓慢释放，一天一次，大大提高了病人的耐受性、依从性。”
“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疗包括药物、心理、物理、康复、危机干预等综合手段，药物治疗的原则包括足量足疗程，单一用药。轻中度以下，可以选择中药，效果是确定的，对于中老年人、以及对药物敏感的人群推荐使用。中度以上，可选择西药。”
人才队伍建设和专业传播急需加强
对于精神卫生面临的挑战，杨教授最揪心的还是人才队伍的窘迫。“特别是基层，精神科医生都太少了。有的只知道药物治疗，不关心心理治疗，或者没有这个能力。因此，我们呼吁国家继续加大人才队伍培养建设，也欢迎现有队伍转行做精神科医生。要通过培训提高识别率、转诊率和治疗的规范率。”
另外，对待精神障碍患者的态度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尺度。在传统文化深处，患者自身、家庭、社会都有一种对精神病挥之不去的“病耻感”，这是阻碍患者及时就诊从而导致自杀等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仅有医学的进步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的文明教化和传播。而像康弘药业深入精神专科医院拍摄公益电影《心灵解码》传播精神科真实情况的创新之举值得肯定和鼓励。(《健康报》记者：刘平安、孙国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