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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德寅:中国数理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开拓者

2022-07-24 10:18:12    来源:第一产经网    作者:产小小    浏览次数:

厉德寅:中国数理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开拓者

厉无咎

厉德寅(1902.12.02——1976.10.02)字明焘。浙江东阳人。中国经济学家,数理统计学家,经济统计、经济计量学科的奠基人之一。1934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数理统计学博士,是中国最早从事数理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学者。历任中国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云南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等教授,抗战时期还在有“经济作战大本营”之称的四联总处和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从事经济数据统计监管和政策研究工作。著有数理统计、经济和金融方面论文40余篇

 

早年备尝艰辛,奋力畅游学海成绩超拔

 

  厉德寅于1902年10月10日在浙江东阳槐堂村诞生,其父厉芷轩(号寿祥)为清末贡生,以务农为生。厉德寅有兄弟姐妹共四人,其为长兄,生而颖慧,自幼便到城里读书,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后即在设于祠堂的学馆教学幼童一年。后考入东阳中学,学业名列前茅。平时生活艰苦,常年以梅干菜下饭。课余则相帮父母编织草鞋出售,以补贴家用。⑶

1920年厉德寅从东阳中学毕业, 考入学费膳宿费全免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毕业于诸暨县立中学的赵忠尧同在理科学习,两人自此建立了终身友谊。1922年8月-1923年7月曾辍学一年,赴洛阳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担任数理化教师,挣钱帮助弟妹读书。1923年8月继续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物理系学习(南京高等师范於1921年后衍变为国立东南大学)。1924年冬天,中国当代物理学奠基人叶企孙先生从国外归来,在东南大学讲授近代物理,学业成绩优异的厉德寅深得叶企孙教授和物理系主任 胡刚复教授的赏识。1925经叶、 胡两位名师推荐,厉德寅加入中国科学社。 1927年2月厉德寅翻译了英国皇家研究所所长、物理学家William Bragg 著《声之世界》,由叶企孙校对,发表于《科学》 1927年 第12卷 第三期,并编著《解析几何》一书,由东南大学出版。

  1929年厉德寅考取公费美国留学,于1930年3月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数理统计学, 193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斯时其指导老师H. Jerome教授介绍他加入美国统计学社成为会员。 1934年他完成博士论文《相关理论的发展及其在经济统计中的应用》 ,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这篇422页的论文综述了迄至20世纪30年代初數理统计学的重要进展,特别研究了经济统计数据的特征及其应用,是一篇经济统计学领域的经典文献,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由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的里程碑式的成果”。获得博士学位后,厉德寅利用平时结余的奖学金去欧洲各国考察经济,以丰富自己的实际知识。之后返回祖国在中央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讲授经济统计学等课程。这期间他发表了《算学在统计学上之任务》( 《国立中央大学社会科学丛刊》 1935 第2卷 第1期)、《二项展开式与正态曲线”》(《计政学报》 1935年 第1卷 第4期)、《相关方法与变量之分析及其在智慧分析上之应用”》(《科学》 1936 第20卷 第6期等论著。

不负竺可桢等重托,留美期间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重建事宜

1930年赴美留学前,厉德寅领受中国科学社社长竺可桢和总干事杨孝述交托,帮助在美国恢复和发展中国科学社美国支社,积极奔走,颇多贡献。

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美国科学史学会理事会理事(2012-2014)王作跃教授根据哈佛燕京图书馆首任馆长裘开明所藏“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档案资料”撰写的《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历史研究》 (刊于《自然辩证法通讯》38卷第三期,2016年5月)一文中披露厉德寅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重建的行迹:中国科学社总部对美国分社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总干事杨孝述与梅贻琦的密切联系上,也从当时社长竺可桢(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长)和杨孝述与留美学生厉德寅通信上得到反映。厉德寅1925年东南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任教并加入了科学社,1929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行前受到竺可桢“面嘱”,要他帮助重建美国分社。⑨1930年8月28日厉德寅写信给竺可桢和杨孝述,报告他在当地试图组织科学社社友的情况。竺可桢回信告知他梅贻琦在组织“东部科学社分会”及8月份在东部开会的消息,希望他与梅贻琦联系。杨孝述则在10月3日给厉德寅的回信中详告梅贻琦重组“美国分社”、8月间在纽约开年会的消息。他并提到康奈尔大学有顾毓瑔、刘锸另外发展的二十多个新社员。如果厉德寅能在芝加哥地区也组织起来,“则在美分社可有三个中心点,于社务发展大有裨益”。[15]在接到竺、杨回信之前,厉德寅于9月7日又发函竺可桢,具体内容不详,但似乎提到在美建立多个分社以及与其他留美学术团体联合之事。

根据上文所述,厉德寅在美国接到竺可桢和杨孝述的指示之后,写信给梅贻琦,并寄去他在当地发展的社员名单,请梅贻琦联系批准这些新发展的学人入会。

 

由竺可桢牵线,与蒋作宾长女喜结连理,儿女皆俊彦

1920年厉德寅考进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竺可桢刚好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调来任气象学和地理学教授。由于厉德寅勤奋好学、成绩优秀、诚实守信,深得竺可桢器重。1927至1928年竺可桢又重返中央大学(国立东南大学改为中央大学)任地学系主任,与厉德寅更发展了友谊。

 

1936年秋竺可桢把自己刚从法国里昂大学毕业回国的内侄女蒋硕德(1915 —1988年)介绍给厉德寅。蒋硕德生于上海,是辛亥革命元老、民国元勋蒋作宾的长女。蒋作宾夫人是出身湖南名门的张淑嘉,她的二姐是民主革命家、妇女运动先驱,教育家张默君,她的小妹是中国第一个乘飞机上天的张侠魂,张侠魂的丈夫便是竺可桢。

蒋硕德端庄秀丽,温婉大方,仪态超卓,知书达理,待人和善。1932年她与妹妹蒋硕真在上海大同中学毕业后,就一同去法国里昂大学留学,1936年获教育学学士后回国。经姨父竺可桢介绍与厉德寅认识后,二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在次年的一月十五日结婚⑼(见《竺可桢日记》1937年1月)。厉德寅与蒋硕德共育有三男一女,依次为厉无咎、厉无吝、厉无畏和厉无忌(女)。

 

 

我是家中长子, 1956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先后任上海电器成套厂技术员、工程师、技术副厂长,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通用电气上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并从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多次获得上海市和机械部科技成果奖,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可控硅串级调速系统及其应用》等3本专著。

我的二弟厉无畏1942年生,1959年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但因家庭出身问题而未能考取大学,被安排去淮南煤矿工作,后回沪做代课老师和工人。1979年考取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厉无畏长期从事产业经济、数量经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创意产业理论研究领域,因其对创意产业构建全面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以及对中国创意产业实践的关注和推动,在2007年被北京中国国际文博会授予“中国创意产业杰出贡献奖”。

我的妹妹厉无忌1954年生,1969年初中毕业后就被分配到江西井冈山地区插队落户;1975年因病退回上海,分配到街道工厂做工。1978年恢复高考招生后,考取上海工业大学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后工作两年,又于1984年考取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工业工程专业研究生,1988年获得运筹学博士学位。此后被聘任为贝尔实验室、AT&T、朗讯等公司研究部门研究员。其间还先后受聘担任罗格斯大学和新泽西理工学院的兼职教授。

 

殚精竭虑,研究战时经济良策,出任平准基金委员会研究室主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撤出南京,退至武汉,迁都重庆。同时,还宣布改组长江沿线各省主政官员,以最得力的干将充实前线,直接领导各省抗战。这样,蒋作宾便由内政部长改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任省保安队司令。在那烽火漫天的时日,他带着重病在身的夫人和次子蒋硕英,冒着敌人的炮火,未带一兵一卒于11月22日仓促上任,组建省保安部队抵抗日寇。未几,广德和宣城相继失守。南京也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安徽第十行政专区(当时又名休宁专区,管辖休宁、屯溪、歙县、绩溪、祁县和黟县,后加入旌德)与已被日寇占领的广德和宣城毗邻。面临日寇大兵压境,潮水般涌入的大批难民与溃散的军人急需安置和疏散,又要组织民工配合守军修筑公路和保障运输,还要组织和训练民兵(保安队)维持治安和进行游击战抵抗日寇的侵略等等繁重任务。然而当时专区专员去职良久,蒋作宾一时无人可用,急忙电召当时在中央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授的厉德寅前来救急。厉德寅接电后本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思想,不计个人安危,安顿好有孕在身的夫人,投笔从戎,直奔抗日前线,就这样代理了三个月的安徽第十行政专区专员。后来他还应中央政治训练团邀请就这段经历作了“如何做好地区专员”的演讲。1938年4月李宗仁所指挥的第五战区在安徽省部署到位,安徽军政都由李宗仁负责,厉德寅遂辞去第十行政专区专员,回到中央政治学校教授经济统计学。

1937 年 8 月,为应对抗日战争金融管理之需要,国民政府设立了四联总处(即中国、中央、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的简称)。1939年,战争形势更趋严峻,国民政府及时对四联总处进行了改组,由国家行政当局、财政部、经济部、粮食部、交通部和各国家银行之负责人共同组织理事会,并由蒋介石亲自兼任理事会主席,孔祥熙、宋子文出任理事会常务理事。至此,四联总处成为一事权高度集中并具有权威性的战时金融总枢机构。 改组后的四联总处,不仅参与了各项经济金融大计之决策与筹划,且负有督导国家相关行政机构和银行贯彻执行之责,从而成为国民政府的中枢金融机构,即所谓“经济作战之大本营”。厉德寅于1939年11月调任四联总处统计科科长,主管金融调查、统计、研究工作。他在四联总处负责统计工作时,设计和编制了许多统计项目,以便尽可能真实、全面和快速地反映社会经济情况。例如他设计的”十五项物价每周指数”, 采用十五种商品作为代表样本,以1937年上半年为基期,采用加权综合式计算,权数是根据1936-1937年有关生产、进出口、和消费的部分资料估计出来,每周发表。这个指数因为所包括的种类少、计算方便,所以较其他物价指数发表得早,及时而准确,一直被沿用到1949年。

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复杂境况与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中国最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整顿货币制度、发展金融,使其适应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吸收外资发展外贸,构建健康完善的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及关税自主制度、发展农村经济(除了土地制度改革和组织合作社等等政治措施外,金融方面主要是建立农业金融制度)等。厉德寅胸怀忧国忧民之心,寻求救国图存之道,对上述这些重大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均有深入研究和精辟分析,就此发表了许多论文,如《新货币政策之史的背景及其将来》《改进中国国际贸易拟议》《中央银行改组为中央储备银行时应有之认识》等。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中国的西部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 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包括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总体水平,远远落后于沿海和中部地区,又由于军阀割据,兵祸连连,农村经济十分凋敝,远不能支撑抗战的需要。为了增加农业生产以供战时军民衣食和出口创汇之需,为了保证战时兵役、力役的输送,为了稳定广阔的农村社会,国民政府就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变西部农村状况,从战前发展合作、推行农贷的思路和实践出发,把农贷作为“复兴农村经济”的重要政策和措施。 其时,由于战争的影响,各地农贷一时处于停顿状态。战前一些办理农贷业务的商业金融机构,由于战时商业利润的驱使,避害趋利, 纷纷收缩和停办农贷业务,国民政府成了在战时国统区发动农贷的主要力量。厉德寅目睹此情此景,先后发表了《三年来之农业金融及今后改进之途径》《树立兼营式农业金融体系之建议》《我国农业金融制度之展望》等论文,提出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及各省分行,各县设立合作金库及下属合作社的一整套农业金融体系,发行农业债券等筹集资金,统筹办理对农户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大力推行农贷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这些建议被其任职的四联总处采纳推进,取得良好成效。

这时期厉德寅还曾任财政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和重庆《商务日报》主编,为促进当时经济类刊物的成长和普及经济学作了贡献。

 

1941年4月1日由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与英国财政部代表三方签订《中英平准基金协定》,接着中美签订《平准基金协定》,随即三方开始着手成立一个统一的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1941 年 4 月 25 日,宋子文分别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英国财政部次长费立浦 (Frederick Phillips) 在华盛顿换文,宣告中国政府将设立中英美三方代表参加的平准基金委员会。1941 年 8 月 13 日,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由中方委员陈光甫、席德懋、贝祖诒,英方委员霍伯器,美方委员福克斯等五名委员组成,陈光甫被国民政府指定为主席。平准基金会设有研究室,对外汇和金融市场进行统计计算和分析、以及相关政策研究的工作,这是平准基金得以有效运作的关键部门。经由孔祥熙推荐,才学丰富的厉德寅在1941年6月被任命为平准基金会研究室主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外贸易受到极大限制, 相应的外汇审核和供应需求量锐减, 缩减了平准基金会的活动,降低了它的重要性,中美英三方对其存在的必要性产生了分歧。厉德寅在1943年5月辞去平准基金会职务,调任经济部参事和交通银行总行设计处处长,主管该行的设计和统计工作。1945年10月调任中央银行昆明分行总经理,并在1946年8月开始兼任云南大学国际贸易学教授直到1948年10月离开昆明为止。他在云南大学还建立以其父名号命名的厉寿祥奖学金,以帮助贫困学生求学。1948年10月调任中央银行上海经济研究处高级专员。

为统计学教育鼓与呼卷入漩涡,冤案终获昭雪

1950年8月起厉德寅任复旦大学教授,教授统计学、高等统计学方法论和品质管理学。1951年到1952年全国各大专院校开展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厉德寅因为过去在旧国民政府机构中任职的经历,成了复旦大学“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人物。随后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厉德寅被调到上海财经学院,还被降级为四级教授。虽然受此打击,但是他还是抱着为新政权服务,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的愿望,花了一年多业余时间学会了俄文,从而能够阅读俄文的统计学参考书籍,以便编辑统计学新教材。

厉德寅一向认为数理统计是统计学的数学基础,为各种应用统计学提供理论支持,数理统计方法在工农业生产、医疗卫生、工程技术、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经济金融各领域中都有广泛的应用。他认为自己在数理统计学上有很深的学术造诣,是这些需要高深数学知识的课程的专家,是可以为培养高级统计科学人才做出贡献的。1956 年1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这次会议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统计学界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厉德寅开始翻译《数理统计导论》,但紧接着1957年就开始了“反右”运动。厉德寅在1957年5月上海财经学院的鸣放座谈会上对该院统计学专业的教学计划提出批评意见,他建议要“对学习苏联统计学作出总结”。他的这些言论受到了严厉批判,不仅大会小会批判,《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上还刊登《驳斥厉德寅对学习苏联的诬蔑》和《我们对资产阶统计学的态度和右派对我们的攻击》两篇专论进行批判。厉德寅就此被划为右派分子,给予撤销教授职务、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处分。旋即又被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刑5年,送青海省德令哈农村劳动改造。1963年9月2日刑满释放,1964年5月回沪,1976年10月2日不幸病逝。1979年3月厉德寅获得平反昭雪。

(作者为厉德寅长子。本文原载於《世纪》2022年第3期,参考文献21篇目录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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